2016年8月17日，上午9:00，潇湘省委办公厅发布一份高度保密的红头文件：
“关于大夏上层调研组赴潇湘调研‘地方制度治理试点’工作的通知。”
文件全文不足三百字，却在省委各系统内部投下了一枚“政治定向炸弹”。
这不是例行性基层督查，而是一次跨部门、跨领域、跨系统的联合调研考察——牵头的是大夏中央科技部高新司，协同的是大夏上级财经协调单位，观察的是潇湘制度改革的路径依赖与复制能力，背后真实意图——再明显不过：
“地方制度改革能否转化为国家治理样本。”
而整个潇湘省，能被中央调研组重点列入的，唯有一个地方——星城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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赵建国上午召开省委常委例会，亲自宣读文件并做简要指示：
“此次调研组由科技部高新司司长赵瑞坤牵头，财经委副主任陈国梁参与随组联评。”
“调研内容涉及地方制度创新、政企合作模式、产业政策调度机制，时间为期三天，重点实地观摩星城市相关改革平台运行情况。”
“我们要以最平常的状态迎接最重大的检验。”
这话听上去四平八稳，但会议室里的每个人都知道，赵建国话中的“检验”二字，代表的，不只是地方制度的可复制性，更是地方干部的可提拔性。
谁都知道，中央财经委与科技部联合行动，已经不是第一次了——上一次，是在江苏苏南城市群联合推进“制造业标准化改革”时；再上一次，是在浙江推动“数据治理立法试点”时。
每一次，最后都留下了一个结果：试点城市的主政官员，在一年内完成了晋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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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后，唐志衡在走廊里脸色铁青。他知道，这次调研的“意义”是什么。
尤其当他听到赵建国明确提到：
“调研组将第一站设在星城市。”
他没有说话，只默默走回办公室，第一时间拨通了张国威的电话。
“这次你盯紧纪委系统，调研组进驻星城前，不要再让市纪委有任何动作，但内部材料要整理好。”
“尤其是最近的匿名举报件，重新汇总，准备一套‘被搁置但未核销’的解释报告。”
张国威犹豫了一下：“唐省长，我们……这是要把疑点往调研组面前送？”
“不是送，是放在那儿。他们要调研，我就让他们看到真实的一切——包括风险。”
“我们不动刀子，只亮影子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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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此同时，星城市委九楼会议室，气氛截然不同。
李一凡手持省委办公厅红头文件，眼神冷静：“这次调研组的到来，是考验，也是机会。”
“考验我们的改革是否经得起看、摸得着、听得见；机会则是——我们将星城打造成制度样本的可能，能否真正获得中央认可。”
他望向副市长、改革办主任钟志远：
“你负责调研线路安排。不要搞迎来送往，不要请专家站台，不要让地方电视台跟拍——一切就让他们看到真实的星城。”
“他们想看什么，就把窗口打开给他们看。”
又看向市委秘书长赵斌：“调研期间的所有接待环节，一律简化，除中餐之外不设陪同宴，请省委组织部协调人员参加。我们靠的，不是热情，是底气。”
会议室里响起轻轻的鼓掌声。
王志明小声提醒道：“书记，这几天舆论有些杂音。唐省长的人放出话，说星城最近几份自查报告是‘掩饰性总结’。”
“要不要澄清？”
李一凡摆摆手：“不澄清。”
“你永远叫不醒一个假装在看的‘旁观者’，更没必要说服一个‘非信不可’的政敌。”
“我说的不是唐志衡，我说的是——那些从不相信地方能搞制度改革的系统性怀疑者。”
“他们不信的，不是我们，是中国这块土地能不能搞出自己的治理样本。”
王志明沉默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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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月19日，大夏上层调研组抵达潇湘。
第一站，不是省政府，而是——星城市行政服务中心。
带队的是高新司司长赵瑞坤，四十七岁，技术出身、风评严谨，副部级实职；同行的是大夏财经委员会副主任陈国梁，正部级，政坛公认的“理论务实双重型”官员。
两人一到，便婉拒了星城市委组织的任何迎接仪式，只由李一凡简短介绍日程，其余全部由调研组自行走访、抽检、座谈。
第一天，他们走访了三个点：
1. 星城市政企合作服务大厅；
2. 星城市制度试点展示平台；
3. 星城市纪委数据监察中心。
每一站都没有安排“宣传解说”，而是开放“随时抽人提问”机制。
第二天，他们在未